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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文化
抗战时期的中医学校
来源: 日期:2016/5/26 13:55:11 点击率:1619

1930年代中期以前,是民国中医学校办学的高潮,但战事一起,学校无不受到冲击。但各地中医药界人士仍想方设法利用条件,坚持办学。


上海各校孤岛办学


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,淞沪抗战爆发。英勇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数月,后来不幸陷落。不过由于上海租界在外国管治之下,暂时未受波及,成为避难之所,当时都有“孤岛”之称。当时,不少中医学校迁入孤岛,坚持办学,继续培养医学人才。


战乱初起,办学最久的上海中医学院即通知学生改到租界的珊家园开学,不久又搬到国医大厦,同时附设的华隆医院也位于法租界内。在战乱中该校仍保持了200多人的规模。当时的办学条件艰难,全赖院长丁济万独力支撑,何时希回忆:“尤可佩者为院长丁济万师,当日寇纵横之际,虽各地人口散沪,又值灾乱,疾病蜂起,丁师医务鼎盛,然中医学院先由老西门迁至天津路,又迁成都路,物价腾涨,教师俱是同学及弟子行,都不便为生活而启齿,然不能不为及时调整薪水……而求无不应,此诚作育人才之苦志,及体贴人情之慷慨,试思1938--1945年八年间,独立支撑,艰辛竭蹶,诸同事亦共济同舟,休戚与共,此种办学精神,值得大书一笔,以存历史。”


另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,在原闸北的校舍失陷后,不久也在租界也择地恢复办学。并且规模也逐渐壮大。但学校也存在经费问题,合资主办者马问我、朱文明等人因经费不足,将学生们交纳的学费和食宿费分掉,院长秦伯未愤而辞职,学生频频集会抗议。1940年5月,由该校毕业生组成的中国医学院毕业同学会以吴克潜为首组成“中国医学院护校委员会”,代理学院的各项行政工作,后朱鹤皋受邀出任院长,积极筹集经费,整顿院务。虽然条件简陋,有时甚至要在天井搭帐篷上课,但终究能维持办学不辍。


另一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在朱小南主持下也在租界坚持了下来,朱小南在为毕业生致辞时说:“吾人生不逢辰,罹兹多难。兴邦之责,所在攸归。……诸生研习医学,与其局促于孤岛,曷若效力于后方。盖值此大战孔殷之时,各地灾黎遍野,疾病尤多,医药救护,确实需人。诚能决心奔赴,定供不应求。”(《新中国医学院第三屈毕业纪念刊序》)鼓励学生到后方效力。


除了老校,孤岛时期还有时逸人先生新办的复兴中医专科学校,张赞臣创办的上海国医专修学校等。


广东与香港坚持联合办学


1938年10月广州沦陷,广州众多中医学校流散到香港,有部分继续办学,其中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规模较大。因为该校本来就是香港与广州两地药商联合创办的,两地校董各占一半。尽管该校在广州的学校和医院所有设施均损失迨尽,但到港的教员和学生不少,港方校董认为学校就此中辍的话太过可惜,于是慨然负担经费,着手在港复校。当时租得跑马地礼顿道37号为校址,是年1939年3月开始复课。学校不但招回流散学生,允许已届毕业同学补考,还招收新生。学校并增设全免费、半免费学额数十名,学校指出:“当地国难时期,莘莘学子,多从内地而来,而港币与国币之比率,相去甚远,以目前征费折合国币,殊令人咋舌,是以一般青年虽有向学之心,而无缴费之力,望门兴叹者比比者。我校此举,是不啻予贫苦学子以深造之良机也。”这全赖港方药商经费支持。学校采取灵活办学机制,招收各类插班生,学制仍为五年。此外又特招旁听生,凡有医学常识者,不限年龄,不拘性别,均可投考,修业以一年为限。该校复课后,“新旧同学,负笈而来者,至为踊跃。人数虽稍逊于从前,而教授与同学间之感情,研究者与指导者之恳挚,实所罕觏。盖当此抗建时期,学者固欲学成致用,而教者亦欲为国育材也。”


医学校须有实习场所,加上“难胞之来港,以地土关系,常易染病,求医购药,所费不赀,中下之家,张罗匪易”,于是港方药商出资设立赠医处,设内、外、伤科,由学校教师担任诊症,同学轮值到所实习,每日求诊者达百数十人,“如是则学生之获益固多,而造福难胞亦不浅也”。


然而好景不长,1941年12月,日军攻陷香港,学校再度停办。但校董们矢志办学之心不渝,1944年计划到战时广东省会韶关复课。可惜6月日军发动“豫湘桂战役”,连克河南、湖南,韶关告急,政府部门及民众紧急疏散。复课之举告停,抗战胜利后才回广州复校。


四川国医学院后方育英才


四川国医学院的前身是1925年益中医学讲习所(后改名四川中医学院、四川医学院),1936年起由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主办,改名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国医学院。学校原址在成都何公巷,后迁兴禅寺街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作为大后方的四川虽未沦陷,但也不时遭遇日机轰炸,于是学院迁至成都郊外的元觉庵。


在战时艰难的条件下,学校搭草房办学,学生宿舍、教室、办公室均设林中。师生不畏艰苦,刻苦学习,学校也名师荟萃,有李斯炽讲《金匮》,承淡安授针灸等,值得一提的是,著名中医彭子益在该院开设中医系统学课程,这是其他学校所无的。彭子益清末在太医院当医师,清亡后,受阎锡山聘请他到太原讲学,开始形成他的“中医系统学”思想,后来到南京中央国医馆任职并开办研究班,南京沦陷后回云南开办两期中医系统学特别研究班,进一步完善理论,据载他“口讲指授,罄其蕴而后已,犹不自满。假敌机袭省垣,身外物不顾,独于讲稿珍之若性命。暇辄力加修改,期于至当,为滇医界树百年大计”。最终到四川教学期间,彭子益完成该书的系统著述。1940年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定稿时说:“系统的古中医学一书……于民国八年,受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聘充理事并系统学教授后编成以上各篇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,经陈立夫先生函荐,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聘充本馆编审委员会系统学专任委员。兼附设特别研究班系统学教授,本班新旧同学,一致赞成。继于昆明、成都教授时,又有增修……以竞全功焉。”


四川国医学院还设有简易诊疗所,并定时在临近场镇茶馆里摆摊应诊,免费为群众治病。在抗战期间,该校共毕业五届学生122人,1945年该校暂告停办。后来1946年再复办到1949年为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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